2.另外一个感想就是关于大家所集中讨论的仁爱和兼爱的关系问题。
欲行而未果，或将行而未竟者，吾学社则为之足成。道德学社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由省市到乡镇，由繁华的上海大都会到偏远的西北穷乡村，相继成立了道德学社、道德阅书室、中和小学等机构，大力从事民间的社会教化活动，对上至军政要人，下至普通百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个人的修心养性到和睦家庭，融洽邻里，和谐社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汪精卫政权北京市参议、北京市市长熊斌的顾问。十日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当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其势力影响着大半个中国。如果从段正元实践道德的途径来看，寻求政德合一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上行路线，在民间办道德学社可以说是自下而下的下行路线。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1952年解散道德学社时被捕，1953年春死在狱中。三、道德学社的性质与特点 道德学社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官方和大陆学界一般归结为会道门，海外多把道德学社看成是民间新兴宗教，大陆最近几年从儒学的角度把道德学社看成是在现代史上儒学民间化的一脉，或看成是民间儒教的一脉，其实，道德学社也是社会教化组织。须知言因，则以彼为此因。
唯心唯物与非心非物等论，则是性质的分析。用则万殊，故谓物各独化也。若真见体者，则了一真现起万变，宛然有物。（七）论戴震 熊十力不仅对明代的阳明、船山思想的论断具有洞见，其对清代学术尤其是戴震的评析，尤可见其与众不同之处。
这一问题熊十力在《十力语要》中曾予讨论： 前见某文，言中国哲学以一字或本根本原等词，为本体之代语，此皆有据。若就意识而论，见分缘相，自证分缘心。
体认者，能觉入所觉，浑然一体而不可分，所谓内外、物我、一异，种种差别相都不可得。做过苦参实践工夫，方有几分相应，此非猜度所及也。熊十力不赞成，认为唯识学中意根为第七识，执见分为我，属于染污，与儒家的心之主宰完全不同。故他又说： 中国哲学亦可以《庄子》书中自本自根四字概括。
学老子之清净而无其真知实践，其深沉可以趋机智。于是治《易》者，上稽汉籍，俯视宋明诸师，以谓非诬则陋耳。其于体用之本不二而究有分、虽分而仍不二者，从来哲学家于此终无正解。他认为像西方哲学史上唯物唯心分裂斗争的情形，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唯物唯心两军对战的分析模式对中国哲学而言并不适用。
而流行即恒转如暴流，主宰即人我法我。则以其向外追求之功多，而反己体认之功或较少。
如戴震之说，则欲当即为理。可见他所说的体认既是方法，也是境界。
西洋哲学从大体说来，是与科学同一路子的，虽亦有反知的哲学，较以东方，仍自不类。中国哲学史上谈到万化根源，犹云宇宙根源。盖所谓流行，元非乱冲而无则者。唯本心沦没，即一身无有主宰，遂纵任小己之私，乘形气之动，而成乎私欲，私欲如何得当？如何为理耶？若见性，即本心恒自昭明，而私欲萌时，自然瞒眛不得，即此瞒眛不得时，便一念向上，顺从昭明之本心，而后所欲皆当。但于此等字，似尚欠训释。程子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中国哲学有理智思辨，但不限于理智思辨，还有超越理智思辨的部分，所以是哲学的正宗。非礼勿听，即克去其非礼之私欲，非绝吾耳闻声之欲也。
此则良知扩充而可谓全其天真者矣。亦复当知，中国哲学思想虽不妨分别唯心唯物二派，而格以西洋之学，则中国唯心论穷至根源处，毕竟与西洋唯心家言不似，中国唯物论穷至根源处，毕竟与西洋唯物家言殊趣。
这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胡适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时及以后，都不是一个哲学家。近代唯识学颇为学者所关注，但熊十力自认为对唯识曾下专门工夫，又得南京内学院熏习，故批评章太炎不了解唯识四分义。
如非礼勿视，即克去其非礼之私欲，非绝吾目视色之欲也。因之，其无所待而然之涵义，宜视两家学说底全体之内容而定。唯其如此，故在中国哲学中，无有像西洋形而上学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存在的物事而推穷之者。他特别指出，中国的唯心论是追求一种心物圆融无碍的境界，与贝克莱式的唯心论大有不同。
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史的诸论述，称得上是体大思精，不仅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哲学终极智慧的理解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做全面的梳理研究。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唯物论是不同的。
由科学之宇宙观而说人生，即宇宙为客观独存。自宋迄明，言《易》者大概无出周、程诸贤之轨范，而《易》家自是有汉学宋学之分。
本根等者，则克就现象而推原其实相之词。（一）论老庄 总之，老子开宗，直下显体，庄子得老氏之旨而衍之，便从用上形容。
二、中国哲学的特点 熊十力较多地谈到中国哲学的特点，以下分几点来陈述。中国哲学若三玄，可谓致广大，尽精微矣，然其言无不约之于人事。或虽计有本体，而不免误将本体说为超脱乎现象界之上或隐于现象界之后，致有二重世界之嫌。彼所谓四分者，就眼识言，色即相分。
彻乎此者，不得谓后起者傥然而来。第七恒执第八见分为我，是谓染污。
相对于西方哲学内部分类明晰，他提出在运用四类法研究中国哲学时，不能分别过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做此分类，而且因为中国哲学内部各部是相通的，如天地万物的本体即是吾人心之本体，吾人心之本体即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故本体论和人生论不能截然分别为不同类。通变易与不易而一之者，是乃吾先哲之极诣。
这表明他对阳明后学的了解，至少在义理上也是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然其骨子里自是宋学精神，非明者不辨也。